他在该文中指出，将儒家的经典称为五经（五者即《诗》、《书》、《礼》、《易》、《春秋》）还是称为六经（六者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区别仅仅在于怎样把握《乐经》，若称五经，只不过强调《乐经》已亡失，故儒家经典实有五部。
中国史料有确切纪年是以国人起义反抗专制恐怖统治成功的这一年——即共和元年（前841年）为开端的，这不能不使今天面对中国历史的人们感到莫名的震撼。这次事件对于中国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又一次的强化，民的作用再一次为历史所证明。
在这套道德伦理规范里，包涵着孝（敬爱父母）、悌（敬爱兄长）、忠（待人忠诚、办事积极）、恕（推己及人、克己恕人）、恭（庄重——不卑不亢）、宽（宽厚——不同而和）、信（诚信——取信于人）、敏（勤敏——慎言敏行）、惠（慈惠——克己利他）等具体要求。在孔子那里，中庸也是一种认识论。就连祖先神也遭到了严厉的责问：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大雅·云汉》）动荡时期的苦难，使民众质疑乃至叛逆天命的情绪已经难以用神道设教的宗教手段来平复，这就促使明智的统治者更加务实，把注意力从神转向了民，开始清醒认识到天不可信，我道唯宁王德延（《尚书·周书》），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种理性地对待和尊重公共舆论、保留公共舆论场所的做法，至今仍然具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神秘主义思想统治的终结，直接动摇了专制主义宗法统治的基础。
这一大的文化背景，正是中国之所以没有孕育出国家宗教的直接原因。把具有差等远近之爱的道德伦理规范扩充到政治层面，就是以仁治（即德治）和礼治为主要内涵的伦理化政治。这里涉及正义观念的两重含义：一是依据于现行制度规范的正义：遵循性的正义行为。
具体到政治哲学上就是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以上对地宜性准则和时宜性准则的分析表明，中国正义论的适宜性原则意味着：如果说一种制度规范的正义性取决于它的正当性，那么，这种正当性则必须落实于它的适宜性。（《王霸》）但对公利的尊重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私利的否定，事实上公利与私利的关系有几种情形：完全对立。所谓中国正义论（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并不是说的关于中国正义的一种理论，而是说的关于一般正义问题的中国理论，即：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正义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义或者正义观念、及其在当代语境中的阐释。
（《荀子·君道》）不仅如此，荀子专门著有《正论》，提出公正的要求：上端诚，则下愿愨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
（《春秋左传注疏·隐公三年》）这里的措心方直就是存心公正的意思。[⑩]《国语》：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远。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正名》）。
这个人间是人与人之间的意思。以上其实涉及到更深层的思想视域问题，亦即主体的诞生问题，因为：差等之爱的前提是主体性存在者（己、亲、民）及对象性存在者（物）的生成，而主体性本身却渊源于前主体性的生活存在、及其前差等性的仁爱情感。这也就是孔子关于礼法制度损益的观念。为此，必须讨论一下孟子之所谓智的含义。
[28] 先秦并无智字，而写做知。义亦作谊，许慎解释：谊，人所宜也。
……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王先谦引俞樾说：《广韵》：‘正，正当也。
所谓私利，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公利完全无关的，例如个人隐私。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简而言之，制度规范的存废兴替以正义原则为转移。对于正义论来说，智也是一个基本环节：显然，根据正义原则（义）来设计一种制度规范（礼），理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例如孟子谈到的男女授受不亲，礼也。[⑨] 朱熹：《四书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22] 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4-5页刑政平，百姓和，国俗节，则兵劲城固，敌国案自诎矣（《王制》）。
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在利己→利亲→利民→利物的差等中，公与私是相对的，例如利亲，对于利己来说是公利，而对于利民来说则是私利。
[20]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解释《周易·系辞下传》精义入神：义谓变通以尽利也。
由此，礼便取得了更为一般的制度规范的意义。爱亲则欲利亲，爱民则欲利民。又引郝懿行之说：爱人利人皆有法。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
……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理性只是形而下层级上的理性、亦即作为工具理性的理智：人是理性的动物，亦即有理智，他们不会任由那种无序的争而乱的自然状态继续下去，而会为改变这种状态而运用理智、制定契约、规范行为。
但另一种用法则是反思性的、或更确切地说是反身性的智慧，他称之为良知：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⑦] proper 正当 《孟子·离娄上》：义，人之正路也。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
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抟）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儒效》）。所以，礼—乐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差异—和谐。正因为如此，必须明确地重提中国正义论。[19]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 汉语正义或义与justice之间的情形亦然。这正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正义范畴的基本含义。
所谓义之与比，就是唯义是从（《论语集注》），亦即孟子所说的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为此，荀子特意著有《乐论》，指出：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一种行为符合某种现行的制度规范，我们可以说它是正义的。